安邦吴小晖案“释法”集资诈骗罪_为人处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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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邦吴小晖案“释法”集资诈骗罪

  车浩|北大法学院副教授

  众所周知,安邦吴小晖案件备受舆论关注。首先需要肯定的是,没有上海一中院在官方微博上,公开发布整个庭审过程,任何讨论都会缺乏事实基础。

  其次,是肯定司法公开。现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案件,也能够公之于众,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。与其大搞司法神秘主义,然后再堵截各种真假猜测,硬吞下不必要的污水,不如,公开透明在前,不遮掩问题,不背黑锅,化解社会情绪的总成本反而比较小。这对司法的公信力,乃至整个治理权威的确立,都是弊大于利的。

  当然,关键的问题是,司法信息公开之后,是只能接受相同意见,还是也可以容忍不同的理性声音?如果不能容忍异议,那么再多的司法公开,也只是单向度的权力宣示;只有允许理性的不同意见发表,整个司法公开才更有意义。

  与吴小晖个案公正相比,我更关注的是,集资诈骗罪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与适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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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集资诈骗之“集资”

  要判断吴小晖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,先要搞清楚集资诈骗罪的含义。按照纯粹的文义解释,集资即募集资金的行为。从这一理解出发,只要是在目的和效果上,能将资金聚集起来,都可以涵摄进第192条的“集资”。

  不过,这种跳脱刑法典语境的理解,会导致“集资”一词的射程过于宽泛,缺乏规范性限缩,从而令集资诈骗罪的范围几近于诈骗罪了。相对而言,我更赞成把第192条中的“集资”,放在整个刑法语境中,进行一个体系性的解释。

  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的,是《刑法》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。按此,集资诈骗罪中的集资行为,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。

  当然可以认为,从司法解释涵盖的范围来看,除了第176条的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,第179条的“擅自发行股票、公司、企业债券”以及第160条的“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”,均属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范围。

  不过,对于吴小晖案来说,销售保险的行为,明显不能被涵摄进“发行股票、债券”之内。因此,在这里讨论集资诈骗罪的“集资”,主要是链接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上去。

安邦吴小晖案“释法”集资诈骗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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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法集资之“非法”

  按照庭审公开发布的检察院的起诉书内容,吴小晖的集资行为表现如下:

  在超过保监会批复规模的情况下,无视监管规定,仍然下达超大规模销售指标,继续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。

  如果上述指控属实,需要讨论的问题是,超批复规模违规销售保险的行为,是否属于《刑法》第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?

  从吴小晖案的情况来看,涉案的安邦财险是经保监会批准设立,并登记注册的正规保险公司,不存在假冒保险公司的问题。从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来看,也未涉及到伪造保险单据的情形。就这两种情形而言,安邦财险都不符合。

  既然第七项规定的是“以假冒保险公司、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”,那么,像本案中指控的,超批复规模违规销售保险的行为,能否被解释为第七项中的其他方式?

  我觉得很困难。甚至,不仅难以被第七项涵摄,也无法被作为兜底条款的第十一项的“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”包括进来。

  理由如下:

  第一,基于同类解释的原理,第七项中的列举项,对“等”后的其他方式具有限制功能。其他涉及到保险事项的集资方式,在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上,应当与前面列举的“假冒保险公司、伪造保险单据”具有相当性。

  假冒保险公司以及伪造保险单据的共性特征是“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”:此类行为只是打着销售保险的幌子,保险合同是虚假的,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保险法律关系,只是以保险名义来行吸储之实而已。

  因此,与保险相关的其他集资方式,只有符合上述特征的,才能与假冒保险公司以及伪造保险单据的性质等量齐观,进而可以适用第七项。

  第二,司法解释第七项专门规定了涉及保险的非法集资行为,与其他项中的非法集资行为类型有明显区分,这说明司法解释制定者已经考虑到了与保险相关的非法集资问题,以保险为名、且达到刑事可罚程度的非法集资行为,都已经被规定进第七项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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